上市银行的沉默螺旋被打破，迎来了治理不再良性的新时代。
来源：新财经Runyalist
作者：董云峰
上市银行股东大会日益热闹。
在一次友好的会议上，一些股东开始说“不”。 2025年以来，已有超过10%的股东联名反对江阴银行的6项提案。过半数H股股东否决了重庆农商行章程修改提案。贵阳银行收购本地银行，遭到27%中小股东反对……
中国银行业的股东，特别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正在告别“沉默的大多数”地位。一场将“用脚投票”改为“用手投票”的维权股东运动正在初具规模。
这背后是底层逻辑的改变推动中国金融发展。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最高领导层的主旨演讲是“一是保持金融业运转，二是保持盈利能力”。在中国特色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的国家战略工具。
当股东权益保护遭遇“功能至上”的严格政治约束时，此举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收益博弈，而是夹杂着国家战略指引和法律监管框架的复杂变异。
大型国有银行一度活跃的交易和报价浪潮仅发生在20年前。
01
沉默的结束
2025 年公共银行股东大会上投反对票将不再意味着零星的抗议。
豫农商行修改《章程》和《议事规则》两项主要议案12 月 10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该决议遭到 58.49% 的 H 股股东和 55.60% 的 H 股股东反对。尽管由于A股股东的绝对主导地位，两项提案最终都冒着风险获得通过，但A股股东阵营之间的激烈反对凸显了不同股东群体之间价值认知的差距。
贵阳银行11月26日提出收购西丰发展村镇银行的提案，也反映出股东之间的深刻分歧。该议案虽然最终获得通过，但总体反对率为19%，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反对率达到27.23%。中小股东不满的主要原因是目标公司业绩不佳、收购评估的公正性以及风险传染的可能性。
江阴银行对华态度更加一致在九月份的股东大会上。超过10%的股东反对该行的六项提案，其中包括修改股东大会规则，而且反对比例非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江阴银行股权结构非常分散：第一大股东仅持股5.76%，中小股东很容易放大不同意见。
与前述公开之战相反，还发生了青岛农商银行股东权利被侵占的案件。 2025年8月，该行股东Tonfayu提交了“连续三年每季度分三次现金分红”的暂定提案，但该提案被董事会全盘否决，甚至没有资格提交股东大会决议。 。
这些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银行股东机构不再满足于正式参与治理，开始利用其实质性投票权表达对银行经营决策的真实要求。
传统上，中国股东遵循“华尔街规则”，如果不满意就出售其股票。股东积极性现在开始增强，越来越多的股东选择留在市场或积极行使其权利。
02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银行股东从沉默到发声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市场现象。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上市银行股权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股票多元化趋势加强，个人股东和中小机构投资者数量迅速增加，单一股东难以垄断决策，形成了中小股东的投资环境。股东可以集体发表意见。
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的声音正在迅速增强，尤其是在H股市场。国际机构投资者比例较高，其对公司治理规范、程序公平性的诉求远超传统国有企业股东。
此次股权结构重组打破了以往大股东与管理层默契共同治理的模式。如果银行股份没有绝对多数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可以成为重要少数股东，而机构投资者的“审慎投票义务”也要求他们对董事会提案进行实质性考虑而不是简单同意。
在制度层面，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公司法在基本权利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知情权、提案权、代表权等权利，为股东行使权利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提案权水平方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提案标准由3%降至1%。
如果说重塑股权结构、强化监管制度让股东有行权的“可能”，那么转变金融业“功能第一”的定位则让股东有行权的“需要”。
具体来说，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基调实际上转化为商业银行面临的三大经营压力。
首先，严格的利润转移要求直接侵蚀股东的回报基础，持续压缩利润率。
二是风险解决成本转移，从村镇银行改革到风险化解、市政债务再融资、房地产风险化解等操作，必须由银行系统承担，这意味着大多数股东支付一切费用。
三是资本补充带来的稀释压力。功能需求促使银行发放信贷，加速资本消耗。但股价长期下跌，导致股权融资困难，迫使银行选择低价定向增发，进一步稀释中小股东权益。
当“功能第一”成为牢不可破的铁定政治法则时，商业银行股东权益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系列深刻矛盾凸显。
在此背景下，股东激进主义的兴起明显具有防御性基调。
03
治理困境
银行股东不再沉默，但这也是中国金融治理体系转型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业国有金融体系起源于国有金融体系，长期以来存在管理惰性：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配置高度同质化，股东大会的投票很大程度上是“快照”活动，管理决策可能对上级监管机构负责。但银行进入资本市场，其治理体系必须接受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遵循市场化的治理规则。
这种“市场化治理”与“公司化管理”之间的双重紧张关系将在2025年继续加剧。这一点在2017年的众多股东反对案件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重庆农商行已取消其章程中的一项条款规定：“行长不得同时兼任董事会秘书”。在管理层看来，这是提高决策效率的举措，但在国际机构看来，这是一种提高决策效率的举措。对股东来说，它削弱了权力制衡机制。贵阳银行快速收购地方银行是地方政府化解区域金融风险的必要举措，但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却缺乏程序公平性。
比压缩股东回报更困难的是，管理层常常以“职能”为借口，为股东参与治理设置无形障碍。
例如，当股东要求提高股息率时，管理层回应称，“我们需要留存收益给转股股东，用于回购折价股票，但管理层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资金应该用于缓冲风险和扩大业务”。
这意味着，当“功能”成为管理者的“免疫盾”时，传统的股东权利就有被挥霍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银行股东的转型意味着s 轻微的阻力。银行股东希望界定职能界限，防止其成为侵犯股东权利的普遍借口。
然而，第一个功能是故事轮。当前形势下，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更加主动、专业、理性的治理，努力在功能性和盈利性之间寻找新的平衡。
04
时代变了
银行股东在2025年行使权利的争论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上市银行股东大会无表决权有望成为常态，“统一批准无异议”时代有望结束。 AH股股东、大股东、小股东、机构投资者、个人股东的诉求将更加多元化，差异化沟通将成为银行的必经之路。
在功能优先的时代，中小股东银行已经从利润追求者转变为长期价值守护者，更加关注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以及长期的资本效率。这些才是职能框架下股东价值的真正来源。
监管机构可能需要建立市场化的“功能成本”分担机制，并通过税收激励、资本置换工具、风险补偿基金等考虑市场化的股东补偿，而不是简单地要求“整体和政治考虑”。
无论如何，上市银行的沉默螺旋已经被打破，迎来了治理不再良性的新时代。
如果不可以，会被退市吗？
新浪财经公众号
我们每天24小时播放最新的财经新闻和视频。更多粉丝福利，请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新浪财经）
银行股东开始说“不”
